——再谈中国最早出土的旧石器

九十年前大发现，华池金驹见青天。

石破天惊看世界，远古遗物多灿烂。

黄土大塬百万年，史前文化方彰显。

幸沟出了旧石器，中国考古第一件。

自二十世纪20年代起，今华池县李良子、王咀子的老百姓就竞相传言：“喇嘛在幸家沟、洞洞沟盗去了我们的金马驹。”①当地淳厚朴实的民众自信，我们老家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喇嘛盗宝”之言，至今已沸扬近百年了。

这件事是指民国九年（1920），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桑志华在庆阳北（今华池境内）发现了中国最早出土的三件旧石器。从此，他“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②。大多数群众将旧石器称之为“金马驹”，不算为过，因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作为本乡本土人，出于长久的文史情结，已留心此事半个多世纪了。2004年6月，笔者斗胆写出《八十年前大发现—试谈中国最早出土的旧石器》一文见诸报端，原本澄清了一些事实，但却无人问津，令人匪夷所思。人微言轻也罢，然有关三件旧石器的出土地点等问题，如今一些说法仍在指鹿为马，或者又有了新说。近几年，笔者抛砖总算引出玉来，异军突起，以陇东学院张多勇先生为领军的一些学者，已提出很好的看法，而且已有新成果。自然又撩动呆了好几年笔者的心弦，于是接着十年前的话题再予以赘述。

中国考古大发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得好：二十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广袤的大地在史前文化研究方面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③。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之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一些不法势力大肆入侵中国，华夏国门洞开。此时，中华民国政治腐败，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落后，内忧外患袭来，政权频于更迭。又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然科研领地一派荒芜。鉴于此情，外国列强及西方科技、宗教人士便乘虚而入。对于科研实业人士而言，来中国布道、讲学、兴业、经商，自然地掀起了开发中国的浪潮。桑志华、德日进（P·TeilharddeChardin）(1881—1955)等一些外国科学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和历史条件下来到中国的。

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古国对国外科学家诱惑力不小。于是，他们将中亚作为人类的主要起源地开展了认真的科考和研究。

桑志华1914年3月来到中国，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在法国天主教神甫身份的掩护下，经河北献县教会支助，先后对中国北方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宁夏等省地古生物、古人类文化进行了探索。

1919年6月，桑志华第一次来到庆阳县（今庆城）三十铺教堂和柳树河教堂（在今华池县上里塬乡柳树河村）。6月6日—10日，在当地教堂神甫引导下考察踏访赵家岔洞洞沟和柳树河之北的幸家沟，发现这里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当地民众称其叫“龙骨”，有挖龙骨当药用的习俗）。由桑志华日记《十年行程录》（后简称《行程录》）知，他“觉得这里沉积更结实，有利于土方工程”，于是决定要在幸家沟搞发掘活动。

1920年4月，桑志华又一次来到庆阳。他做好准备工作之后，于6月1日，在柳树河北12公里的陈姓人家租窑洞住下。2日出发到幸家沟，雇了30余名农民工。3日，削取高约5米的顶壁。4日达到8.4米的深度。在距顶7.3米的绿色砂质黄土层，他惊喜地“发现一块石英岩石块”④。这就是桑志华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旧石器！8月6日，他的发掘队到柳树河南5公里的赵家岔洞洞沟口北侧（新考出确切的地点）开始第二个大发掘，“8月10日，在石砾层中发现两枚石英片”⑤。这是他在中国境内又发现的两件旧石器。桑志华在庆阳北幸家沟和洞洞沟口发掘出三件旧石器后，兴奋异常，欣喜地赞美自己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件旧石器，即那件石核为“一块金字塔式的块状石，高4～125px”。

桑志华在幸家沟和赵家岔的发掘不是一处，而是多处。但主要发掘地是两处：一在庆阳三十里铺北55公里的幸家沟龙骨场；二在“柳树河（有一教堂）下游5公里”的赵家岔洞洞沟沟口。桑志华从1920年6月1日—8月24日，在今华池境内进行了80余天的发掘活动，其主要的发现是三件旧石器，而主要发掘的是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仅从幸家沟就获得144箱化石。赵家岔出土的化石，也不亚于幸家沟。

桑志华1920年在今华池县幸家沟和洞洞沟的考古发现。不仅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而且打破自1892年以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北方不可能有石器的妄断，并且揭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工作的序幕。

另外，桑志华在华池不仅发现中国最早出土的三件旧石器。同时还发掘出以中国三趾马、麒麟鹿和鬣狗为主的许多化石，说明这里属晚第三纪三趾马动物群的生活遗址，这是人类考古史上又一重大发现之一，这一发现也震惊了世界。因此，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说：“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可以说是自1920年法国桑志华神甫在甘肃庆阳赵家岔黄土底砾石层中发现旧石器肇始的”。因此，1920年桑志华在今华池幸家沟和洞洞沟有两个重大发现。

史前科考奠基人

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本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和考古学家。他是在中国土地上发掘出古人类遗物并研究人类史前文化的第一人。

1914年3月，桑志华由法国外交部、教育部派到中国天津。他在河北献县天主教会和各地教堂支助下，在中国北方进行了长达25年的田野考察、考古发掘及其研究工作。其野外考察，从1914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及东北几省，乃至西藏东部等十多个省地，甚至还在山东半岛大海边采集过海洋生物标本。他行程5万多公里，采集到化石多达20余万件，还收集了中国17000多册各种书籍以及大量的文物和民俗藏品。法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精神和研究工作，特为他颁发“铁十字骑士勋章”。他虽是传教士，但心思和兴趣多放在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工作上。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辞辛苦，随地驻足，生活艰辛，科研成果丰硕，令人钦仰。

桑志华把在今甘肃华池、内蒙萨拉乌苏、河北泥河湾、山西榆次各地采集到的20余万件地质、古生物标本一箱一驮地都运到天津。1922年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建成主楼三层，正式命名为“北疆（黄河—白河）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院前身），将采集到丰富的标本予以珍藏。桑志华1938年回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他对中国史前文化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

桑志华在中国科考活动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古生物学家、宗教思想家、哲学家德日进先生。德日进1922年5月受邀请来到中国加盟桑志华的考研工作。他在1924年11月，对桑志华在庆阳北（今华池县幸家沟和洞洞沟）发现中国最早的旧石器等成果在“法国科学院做了报道”⑥，轰动全世界考古界。1922年—1927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全力合作发现宁夏水洞沟、内蒙古萨拉乌苏等旧石器遗址，扩大了古人类在中国的分布区域。

1928年德日进、桑志华和布勒（M·Boule）、步日耶（H·Breuil）著述出版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一书。自然将今华池出土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写入了此书。这是第一本研究和介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专著，又在全世界引起热烈反响。正如中科院研究员高星所言：“初步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的方法论基础。这种将地层、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遗存研究的有机结合，成为日后中国古人类旧石器研究领域多学科结合的范式，至今仍为许多研究学者遵循和推崇”⑦。

德日进还参与和指导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贡献很大，建树卓著。他和加拿大籍人类学家步达生（D·Black）及中国学者杨仲健、裴文中在1933年写出了《中国化石人类》，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德日进1946年回法国，1954年移居美国纽约，次年4月10日在美国逝世。

德日进先后8次来中国，他和桑志华都在中国呆了20多年，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和人类学、考古学的奠基人和领路人。德日进和罗学宾、裴文中等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0年，将天津北疆博物院里一些重要标本，迁到北平他创立的“大陆古生物研究所”予以保存。我国第一代考古学者杨仲健、裴文中、贾兰坡等都是桑志华和德日进的学生。他们对导师的“培养、教诲、帮助和熏陶一直没有忘怀，并多有记述和感念”⑧。对桑志华、德日进二位先生用极“左”的目光看是“盗掘”“窃取”者，用正常公正的眼光看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科学家和指导老师。他们使中国一些有志青年“得以汲取外来营养”“使中国得以铺垫一块未来振兴的基石”。想一想他二人严谨之敬业精神，我们应当深感汗颜！贾兰坡院士1998年90岁高龄时，回忆往事，热情地说：“德日进是我最敬爱的老师”⑨。《杨仲健回忆录》中说“德日进学识丰富，又为人温和，诚可师可友”⑩。笔者上述汗漫之言，并非啰嗦，而是与本文内容息息相关。

在那个时代，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国在华的传教士，享有外交豁免权，在当地有一定势力，也有一些洋人神甫待华池人傲慢无理，或为非作歹，很有民愤，李良子绅士李滋华、王咀子乡绅士李生发等都到民国庆阳县政府与洋人理论过。环县饥民领袖张九才，陕甘边红军总指挥王泰吉、刘志丹都曾率部分别于民国四年（1915）9月初、1933年10月袭击过三十铺教堂。这些往事不无缘由，但从总体说，在人类历史上，少数扩张殖民主义侵略者罪不可恕，其本国人民和科学家大多是无辜的。如桑志华、德日进等在中国的辛劳，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贡献，确是“学科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11。2004年天津电视台为桑志华摄制了专题片，对他及德日进都作了公正的评价。

孩提追梦到花甲

笔者8岁（1952年春），在李良子村谷家坬初小上学读书时，和长我三、五岁的旧石器故乡—幸家沟的刘金玉、缪昌辉、毛彬礼、王金堂、马兴成等是同学。这时，学校刚从幸家沟水龙咀迁到川里谷家洼。闲玩时，刘金玉等常给同学讲幸家沟水龙咀求龙王爷下雨，洋人在幸家沟龙骨场盗去“金马驹”，还有毛野人撵人、吃人等故事传说。我向读过《四书》《五经》的父亲请教，他老人家回答说：“龙王爷下雨是迷信。毛野人是原始人，那时人穿树叶、吃野果、野菜、鱼虾海怪。洋人指三十铺教堂桑神甫，民国九年（1920）在幸家沟雇老百姓挖了许多龙骨驮走了，龙骨是药物，很有用处，金马驹不知是何物，你长大后去考虑吧。”这件事，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久久难以忘怀。

1961年秋，我17岁上了高中二年级，对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顾丕基、张思明、王育才等老师很崇拜。顾老师原为泾川一中校长，犯右倾错误丢了官。张老师原为北京军区部队某部政治教员。王育才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本是北大哲学系高材生，因出身不好，都被发配到庆阳三中（今华池一中）任教。但这样的好老师使我们学子很幸运，他们终于帮我破解了“金马驹”的疑惑。原来是桑志华1920年在幸家沟、洞洞沟挖掘出了我国最早的旧石器！

1964年3月，笔者在五蛟小学任教，幸运地和张思明老师又相遇，因他又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在业余时间，他引导我搞起田野考察和文史研讨活动。从此，在张老师的指导点化下，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并与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利用星期天，走访家长，考察本县文化古迹，采集古生物化石、石器、历代陶瓷器、古钱币，也探讨过当地的一些红色历史文化。五蛟中学操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纺轮已载入《华池县志》《华池文物》。杨咀子的鱼化石、城壕何其沟嵌齿象臼齿化石、邹家沟的骨锥、李良子的石斧及其遗址都是他收集和发现的。遗憾的是“文革”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收集到的视为珍宝的文物全被抄家抄去。我所收集的一些文物，虽不太珍贵，然敝帚自珍。当时我在宁县搞社教工作，好心的父亲怕我挨批斗，忍痛割爱将一些文物交给红卫兵，一些东西扔到深坑里去了。

1967—1969年，我在上里塬初中任教，又曾在王咀子小学代教两个月。幸运的是往返步行李良子—幸家沟—鸭口—上里塬及李良子—幸家沟—柳树河—赵家岔—洞洞沟口—王咀子数十趟。1972年暑期，我参加3人小组，搞五蛟公社十年建设规划工作，又曾在幸家沟进行了考察工作。通过踏访对洋人在此地挖掘“龙骨”和“金马驹”之地形、地貌和地点渐了如指掌。只待有机遇，解此谜团。

2003年11月，笔者即将花甲之年时终于解开了“金马驹”之谜，实感欣慰。

癸未之年清本源

笔者实属一幸运儿，1998年秋任新修《华池县志》的编委。自此，暗自下决心探讨华池三件旧石器出土地点等相关问题，于是坚持学习、考究有关史料，进行田野考察，并和同仁赴北京、天津有关院所，查询原始资料，拜访专家院士，开展考证工作，以便在新县志中写出较准确的结论。

2003年11月，县志办终于从天津自然博物馆寻回了桑志华《十年行程录》相关的复印件，并拍回王咀子洞洞沟口出土的两块石英岩石片的照片，其编号分别为：THA00011和THA00012。这为我们考察工作的进展提供了充分的原始资料和依据，但仍未找见幸家沟出土的那块石核。

2003年11月11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笔者既当向导又是考察人员，和县志主编郭含殿先生及县文化馆长黄克义先生等人，冒着小雪和刺骨的寒风去李良子乡（时李良子乡未并入五蛟乡）幸家沟进行实地考察踏访。北风呼啸，像刀子一样，划在脸庞上，但我们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按照刘金玉、王金堂老同学提供的线索和我的记忆，我们先找到86岁的村民廖昌连老人交谈。他的说法和笔者老父亲李俊儒（当年85岁）老人说的一样：“民国九年（1920），洋人雇了30多名民工在高庙南山湾陈文斗家住下，而后在幸家沟龙骨场和附近山沟里挖了许多龙骨，而且在龙骨场挖出了‘金马驹’。洋人将龙骨装进几十个木箱子，用牲口驮往西峰镇。因我们当地人讲迷信，乡绅和民众与洋人论过理。说他们大量挖龙骨断了龙脉，盗去我们的镇山之宝‘金马驹’，我们这里遭灾受难，天不下雨怎么办”？这些说法与《行程录》中记述“至此（8月7日）共运走108箱化石，全为幸家沟所获”12 “传说我捕了活龙，……所以会见县官。”……几乎完全相吻合。于是我们下深沟步行几里路到幸家沟龙骨场现场实地进行考察。

2005年5月出版的《华池史话》23页的照片，就是那天和我们一同考察的黄克义先生拍摄的。我们仔细观察、拍照、记录之后，欣慰地满载而归。从此正本清源，弄清并确认桑志华1920年6月4日在中国最早发现的第一件旧石器出土地点，不在王咀子赵家岔洞洞沟，也不在庆城县三十铺乡辛家沟，而是在华池县李良子乡幸家沟龙骨场。既遗憾而又幸运，幸家沟出土的中国第一件旧石器，2007年终于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学者们从被人们遗忘了的一个库房的角落里找见，它的编号是P7611。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给沉睡在地下几万年的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带来了罹难。这块石核可谓“国宝”，显然是抗日战争时的1940年由天津北疆博物院搬运到北京的。2007年秋，由郭含殿先生从北京拍回了个这个“金马驹”的照片13。至于1920年8月10日，桑志华在中国最早发现的第二、三件旧石器的出土地点，《行程录》记载“柳树河（有一小教堂）下游12里”的赵家岔。从大地理位置说是对的。

令人欣慰的是：2003年11月11日，这个好日子终于圆了笔者多年来关于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确切出土地点的寻觅追踪之梦。

（作者：李忠祥）

【注释】

①这句话中，“喇嘛”本是指喇嘛教（即藏传佛教）高僧，即有地位、有学问、有较深修养而能为人师表、领人修行的僧人。但汉族人常把蒙藏僧人统称为“喇嘛”。“喇嘛”本为藏语，是“上师”的意思。华池王咀子、上里塬、李良子一带民众说的这句话，其本意是指：1920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在今华池县幸家沟龙骨场和洞洞沟挖去了古生物化石（俗称龙骨）和三件旧石器。老百姓质朴地错将天主教神甫桑志华叫“喇嘛”。将古生物化石和三件旧石器当成“宝贝”倒也没错，当成“金马驹”亦算是褒义。

②卫奇：《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下），载《文史春秋》（2005年第五、六期）。

③、⑦、⑧、⑩高星：《德日进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早期发展》，载《第四纪研究》（2003年）379～384页。

④、⑤桑志华《十年行程录》（1914—1923）。

⑥张多勇：《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出土地点调查》，载《陕甘边》（2013年第二期）30、33、35页。

⑨、11吴新智：《德日进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创建时期》，原载《第四纪研究》（2003年7月）第23卷第4期364页。

⑫桑志华：《十年行程录》8月7日记。

⑬《陕甘边》（2015年0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