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梁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南梁根据地创建的条件

南梁根据地是刘志丹等同志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在西北建立的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南梁一带有对革命极为有利的条件:

―、群众深受剥削压迫，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南梁根据地开创之前，林镇、南梁的二百九十五个农户中，无地农民多达一百九十八户，他们多为庆阳县城大地主韩少文（字号裕茂隆）、李弟（字号恒义兴）的佃户。这一带的两万六千余亩土地，仅裕茂隆，恒义成（恒义兴分号）及当地几户小地主就霸占了一万八千多亩。每年收租四五千石。他们剥削农民的形式有：①地租剥削。地主租给农民土地，收取租粮，数额占总产量的三至五成。②雇工剥削。一个长工，每年最多挣得白元十七、八个。③高利贷盘剥。债利为“大加一，后带五分”。即月息百分之十，到期不还，再加百分之五。借粮一般是春借秋还，利加三至四成，有的利息高达一倍。④份养牲畜。三年一个本利对。⑤典当。农民把土地以行情一半的价格当给地主（保留赎买权），然后又从地主手中租种，受地租剥削。⑥抵押。即指地借钱，到期无力偿还者，地权归债主。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成灾。土匪赵老五、薛大牛、陶玉山、张廷芝、毛不顺、宋占彪、 韩俊卿、徐老幺加上当地民团头子谭世麟、蔺士昇等竟达五十二股之多。“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的民谣，正是兵匪成灾的真实写照。劳动人民深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兵匪的抢掠，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因此，这里具有建立根据地的良好群众基础。

二、群山密林，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段，包括玉皇庙川、脚扎川、荔园堡川、二将川、凤川等以及与陕北交界的广大地区，方圆几百里，这里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

三、国民党统治薄弱。

南梁地处陕甘边界，地广人稀，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当时张廷芝土匪部队驻靖边一带，军阀井岳秀所属高双成部驻延安，陇东民团谭世麟部驻庆阳，陈珪璋部驻平凉。这些大小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分别受制于陕甘两省军阀，彼此同床异梦，钩心斗角，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节  南梁地区的初期斗争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劳动群众奋起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九二八年，陕北和陇东爆发了饥民斗争，有“硬斗”、“软缠”、“天门会”、“红枪会”等组织。华池参加“红枪会”的六百余人，曾和民团、土匪进行过多次战斗。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六大”决议和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推动下，刘志丹、高岗、霍维德等人于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先后来到南梁，进行秘密活动，传播马列主义。一九三一年八月刘志丹与赵连壁、杨培盛、贾生才在南梁地区串联三百多人，集枪一百余支，开始游击活动。同年十月二十日，在林镇与杨仲远、阎红彦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师储杰、杨琪领导的保运队会合。十月三十日，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领导这支部队。十一月，部队进驻新堡，为迷惑敌人，打出了陈珪璋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第二旅的旗号，从谭世麟、陈珪璋部搞到了部分给养。

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这支部队按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在正宁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二月十二日在正宁三嘉塬召开大会，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宜君转角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同年六月南下终南山全军覆没。

第三节  南梁根据地的创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刘志丹、王泰吉等率领重新恢复建立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回到南梁，以南梁为中心建立第二路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庆阳、合水、保安三个游击队，消灭了驻在荔园堡的张廷芝新兵营，打下南梁附近九个民团的寨子，收缴枪二百余支，开辟了南梁根据地。同时建立了后方工作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习仲勋、张策等任红军后方特派员，在南梁小河沟、豹子川、白马庙、二将川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工会、赤卫军，打土豪，分牛羊。

一九三四年春，根据地扩大到东至豹子川，南至东华池，西至柔远川，北至吴堡川的广大地区。二月，在四合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下设土地、肃反、粮食、文化、财政、军事等委员会。与此同时恢复了陕甘边特委〔注〕，张秀山任特委书记。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恢复和建立之后，即在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开展群众工作，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大队。对此，国民党统治者惊恐万状，在三月纠集八个团，兵分八路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刘志丹、杨森等率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国民党地方军杨子恒部仇子康团与庆阳谭世麟民团共一千余人，于四月进入南梁，杀人放火，掠劫财物，用锄刀杀害了我农联会主任白杨珍、土地委员会干部曹思忠、红军修械所工人李青山等六人，在阎洼子等地，活埋游击队伤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在老庄河烧毁粮食十余 石、麻一窑，牛羊牲畜全被赶走。随后仇、谭部又到保安抄了刘志丹的家，翻了刘家祖坟，杀害刘志丹亲属数人。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领导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斗争，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政权。反“围剿”胜利之后，革命委员会一面积极帮助根据地人民重建家园，一面大力发展武装力量。赤卫军发展到十八个大队。七月二十三日，谢子长等率陕北游击队和赤卫军来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七月二十八日，在阎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担任该师政委。此后，陕甘边特委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日决议”，进一步推动了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工作的发展。这年秋天，南梁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洛河川，西至柔远川，南至葫芦河，北至白豹川这一地区。

在南梁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一百多人，会议历时七天，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财政、土地、粮食、教育等决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牛永卿、贾生秀任副主席；下设劳动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李生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呼志录）、粮食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长惠子俊）、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不清）、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志清)及放足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禁赌委员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十一月七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接受检阅的有红二十六军、游击队、赤卫军以及当地群众约二千余人。刘志丹、习仲勋、张策、蔡子伟、惠子俊、黄子文、吴岱峰、王世泰等登台检阅。刘志丹、习仲勋先后讲了话。此后，政府、特委、军委均移驻寨子湾。

同时，还成立了华池县、赤安县。十二月又设立了安塞县、庆北县。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马鸿宾部以十个团的兵力分三路沿太白、城壕川、柔川对南梁实行弧形包围。红二十六军主力奉命撤离南梁，转战陕北后，四月十三日，马鸿宾部占领南梁。南梁政府即迁到保安县石峁湾，后又迁至甘泉县下寺湾。马部—到南梁，就张贴告示，声言：“捉到习仲勋者，   

注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同年十月遭敌破坏。

赏白洋两千元，马—匹；抓住贾生秀者，赏白洋一千元，马一匹”，妄图悬赏捉拿我根据地领导人。南梁根据地人民将粮食全部埋藏，牛羊赶入山林，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他们烧山、搜山、扫 射、轰击，抓去青壮年二百多人，毁坏了南梁一带全部民房和窑洞，人民财物被洗劫一空。正当他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经泾川赴陕北，马部奉调堵截，仓皇离去。

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后，于同年十月在南梁成立了华池战区，恢复了南梁根据地。

—九三六年五月，红军西征，由瓦窑堡出发，经我县南梁、山庄、柔远、悦乐，径赴环县，消灭马鸿宾部冶成章旅，解放曲子。

—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四个分区，即绥德、关中、三边、庆环。庆环分区驻曲子镇，马锡五任专员，马文瑞任中共庆环特委书记。华池为庆环分区一县。

第四节  南梁政府实施的几项主要政策

南梁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要有：

一、土地政策

1．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以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中农。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分给一份土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凡有力量耕种的人，山地要多少给多少；

3．根据地中心地区分配土地，边缘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逐步扩大而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

4．土地与青苗一齐分配，以满足农民的要求；

5．按照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分阶级成分；

6．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7．红军家属有分地的优先权。红军战士参加分地；

8．白军士兵不给分地，应分部分暂作公田。

二、财经粮食政策

1．发行苏票。南梁政府成立了银行，发行苏票。苏票用白布印制，面值有五角（紫色）、二角（蓝色）、一角（红色）三种。票币盖有财政委员会蓝色印鉴。苏票一元兑换银洋一元。

2．设立集市，开展贸易。南梁政府在荔园堡设立集市，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

3．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荔园堡集市允许白区来的小商贩设摊买卖，所得之苏币可向政府银行兑换银圆。

4．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藏粮于民。

5．成立牧场，饲养猪羊。政府从白区打豪绅所得的牛羊，除部分分给群众外，剩余的牛羊由政府放牧，用以解决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员的肉食问题。

6．粮食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各地普遍建立收购站，收买上市的粮食，分散储粮，保证军需，防备灾荒。

7．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夺取于敌军。当时部队经常到白区拉豪绅，拉来的豪绅，民愤不大的，允许用钱或指定的货物赎回。

8．党政军干部及部队战士的生活、办公等费用由财政部统一筹措、安排，官兵一致，不分等级。

三、军事政策

1．颁发条例，严明军纪。“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十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一切缴获要归公。

2．成立民间递步哨，由赤卫队员担任，帮助红军传递消息，侦察敌情。

3．实行自愿兵役制。群众可以自愿参加游击队，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按自愿原则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团就是一九三四年冬由庆阳、合水、保安三个游击队各抽调一部分人，在荔园堡组建的，下属两个连，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

4．牺牲的红军战士（包括赤卫军、少先队员），按规定发给家庭抚恤金和埋葬费。

5．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予以特别奖励。

6．成立军政干校，培养军队干部（为训练军队干部，提高红军军事素质，一九三四年秋在荔园堡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军政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蔡子伟、马文瑞任教员。学员对象是排连级干部。军政学校共办了三期。第一期学员三十多名，学习一个多月。第二期时学校迁至豹子川张家岔，学员七十多名，学习两个多月。第三期迁至安塞上川，学员一百多人，学习三个月。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革命性质”等材料；军事课有“制式教练”、“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等内容；文化课主要是扫盲。这个学校除训练干部外，还训练过十多个司号员。

7．兴办军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大刀、地雷、手榴弹等武器。

四、对土匪的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消灭之。

2．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又无法争取者，坚决消灭之。

3.除以上两类之外，其余土匪则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与改造之 (例如黄龙山“大王”郭宝珊部，经刘志丹长期做工作，于一九三四年冬参加红军，在荔园堡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隶属红二十六军。后来郭宝珊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红军一名很好的指挥员）。

五、对地方民团的政策

1．对同情、靠近红军的民团与之建立关系，互不侵犯。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之。

3．对不十分反动又不接近红军的民团，坚持在实践中教育他们，使其体验红军的好处，向红军靠拢。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人很多，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期的交往，对红军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政府不直接出面干涉。

2．向群众宣传抽大烟、赌博、缠足的坏处，并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

3．在劳资政策上，起初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以后又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者均实行救济，以群众帮助为主，政府救济为辅。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及有确实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如苏区内敌人的坐探)坚决杀掉。若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者，则允许保释。

2．对罪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主犯处理从严，对从犯处理从宽。

3．对确有罪证的反动豪绅、地主坚决杀掉，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一概不杀。

4．处决犯人一般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不秘密杀人。

八、对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历清楚的知识分子，予以信任，分配给适当的工作，进行培养。

九、俘虏政策

对白军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严禁杀俘虏（这一政策的感召力很强，很多白军士兵掉转枪口，参加了红军，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都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发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

政府在转嘴子办了列宁小学。一些村还办了扫盲识字班。特委还办了八开的油印刊物《红色西北》，刊登政府决议、红军战讯及经济建设消息。群众秧歌队经常活动，相当活跃。根据地还办了红军医院，为军队和当地群众治伤看病。

第二章  政权建设

第一节  革命政权建设的经过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成立的。县主席由南梁政府副主席贾生秀兼任，副主席为李彦。下设劳动、财政、粮食、土地、文化、畜牧、青年等部门。县址设在今南梁公社的何沟门。此年秋冬相继成立了四个区，一区管小河沟、豹子川、林镇一带；二区管玉皇庙川、郭峁畔一带；三区管荔园堡、白马庙川一带，四区管二将川的周园子、山庄、刘坪一带。

赤安县和华池县同时成立，县址设在今紫坊畔公社大榆山生产队的桃树嘴，管白豹川、紫坊畔和保安县的吴堡川一带。

庆北县是一九三四年春陕甘特委派张秀山、蔡子伟、惠子俊、边金山、强家珍、马仰西等领导庆阳游击队开辟的。先后在柔远、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川、马河等地成立了农联总会，组织了赤卫军、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消灭了田生孝、刘生枝民团，赶跑了驻扎在悦乐的谭世麟部李廷芝连，又配合红三团消灭了五蛟魏家疙瘩的谭部崔凤皋连。在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柳湾沟的柏树掌召开代表大会，建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副主席高世清。下设财贸、文化、畜牧、青年等部门。县址设在今定汉公社的龙门庄。同时在田河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后为温台区），李培福任区主席。随后成立了柔远区，张天孝任区主席。庆北县管辖今柔远、乔河、庙巷公社全部及五蛟、悦乐公社之一部分。

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党马鸿宾等部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占领了华池县、庆北县。两县政府工作人员有的撤走，有的转入地下活动。当年九月，马鸿宾部队撤退后，华池县在南梁李家沟门改设为华池战区。高生荣任战区主席。下设民政、财政、保安、土地、青年等部门，并原四个区为白马、林镇两区。同年秋，庆北县改设为庆北办事处。李树林、李培福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新建城壕区。一九三六年初，驻扎新堡的国民党军队在杨寺岔袭击了庆北办事处，办事处遂迁至二将川，与华池战区合并为庆华县。不久，陕甘省委决定该县改名为华池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高生荣，后为李兴高。初辖五个区：一区白马，主席李兴高，下设五个乡；二区林镇，主席安仲成，下设三个乡；三区柔远，主席马世明，下设五个乡；四区温台，主席张恭成，下设六个乡；五区城壕，主席黄兴仁，下设三个乡；春季新立悦乐区，主席高贵义，下设七个乡。同年夏，中央红军西征，在曲子镇消灭了马鸿宾部冶成章骑兵旅后，成立曲子县。由带领游击队随军西征的李培福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悦乐区改属曲子县，翌年七月仍归华池县。

元城一带在一九三四年前属蒋管区（即国民党统治区），九三四年后逐步发展为游击区，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路经元城，建立元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志升，后为肖拐子，副主席周治珍，下设七个乡。同年十二月，在元城区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赤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陶贵耀，副主席李志明。下设内务、经济、粮食、财政、土地、保卫等部门。辖元城、八珠、铁角、箩儿崾岘四个区，第二年五月赤庆县撤销，元城区并入华池县。

—九三七年秋撤销赤安县，将原赤安县的白豹、水泛、吴旗三个区划归华池县（后白豹区并入水泛区）。这时，华池县共辖七个区，四十四个乡，即白马区八个乡，柔远区五个乡，温台区六个乡，悦乐区六个乡，元城区七个乡，水泛区六个乡，吴旗区五个乡。一九四二年新设吴起县，吴旗、水泛两区划归吴起县。一九四四年新堡由庆阳划归华池县，为温台区第七乡。时华池县辖五区三十四乡。县政府设悦乐，一九五一年迁至柔远城。至此，华池县行政区域已基本确定。

第二节  民主选举与“三三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致电中明确表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五月，西北办事处通过了边区选举法。九月，将各级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民主政府，并进行了选民登记。华池县于十一月在大沟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百人，选举产生了县政府。李培福当选为县长，逯月喜为副县长，设秘书室、民政科（一科）、财粮科（二科）、教 育科（三科）、保安科、军事大队部等部门。

一九三九年后季，召开华池县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县政府，李培福继续当选为县长，李湖当选为参议会议长。并增设经济建设（四科）与粮食（五科）两科。

—九四一年二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贯彻“三三制”【注】， 会议选举王德明为县参议会议长，黄生华为副议长，高明山、李向林、刘生枝等为县议员，高自立、段长富、路志亮、王定帮、高明山为边区参议员，李树林为边区候补参议员，李培福连任县长。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召开二届二次参议会，进一步贯彻“三三制”。选举结果，参议会由九名议员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名，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三名，中间派三名。共产党员刘维舟、民主人士史久功当选为正副议长。同时改选了县政府，李培福仍当选为县长。会后全县五个区，三十二个乡，二百一十个行政村，普遍进行民主选举，共选出参议员五百二十二人，其中共产党员一百七十四人，占三

注：三三制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所采取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的原则，政权人员的分配是：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在最下级政权中，人员分配比例可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目的在于保 证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

分之一。

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十一月，又普遍举行乡选。把选举各级参议会代表与选举乡村干部统一起来。当时，全县五个区，三十四个乡，一百一十七个行政村，四百九十九个自然村，四千九百九十六户，三万三千四百零九人中，有选民一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人，实参加选举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一人（男七千六百零九，女五千三百四十二）。直接选举李培福、刘生枝、杨俊五、李生发四人为边区参议会代表。选出县代表四十一名，乡代表七百一十三名。在选代表过程中，有八名乡长落选；群众提出各种议案二千六百七十二条，大部分及时得到了处理。

—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召开了县第三届参议会，代表四十一人。白国明（一九四三年任县长）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结果，县政府由李生华、李生发、李湖、高明山、刘生枝、赵彦杰、张建堂七人组成，李生华当选为县长；参议会由扈宪章、高明山、李湖、杨俊五、乔连珠为常驻议员。扈宪章任议长，高明山任副议长；李培福、刘生枝、杨俊五为边区参议员，李生发为边区候补参议员。

第三节  干部待遇和干部作风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干部待遇很低，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分等级。土地革命阶段，靠打土豪和种公田解决军队供养。军队每天每人供给小米一斤半，每二十个人盐一碗，衣服鞋袜自备。抗日战争阶段，起初曾给乡以上干部每人发过一套蓝斜布单衣，后因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即行取消。从一九三九年起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自给。解放战争中，陇东分区规定的供给标准是：①伙食：大灶每人每天小米一斤二两，小灶小米一斤三两。每人每月大肉二斤，油一斤二两，盐一斤，菜三十斤，柴九十斤。②办公用品及费用：每人每月麻纸二十张，毛笔、铅笔每两月各一枝，墨七钱，灯油八两。机关办公费：县府每月五万元，县委三万元，保安科三万元，每区五十四元，每乡十四元。③被服：干部每人每年单衣一套（土布三丈），衬衣一套（土布二丈五尺），棉衣一套（土布六丈，棉花二斤），鞋二至三双，毛巾一条。④家属生活由地方包耕或代耕解决。并根据家庭情况酌情发给小麦一至两石。一九四八年陇东专署又规定：机关学校团体每人每天供小米一斤（要求节约一两），每月盐一斤，肉半斤，菜十五斤，柴六十斤。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解放日报》报道：华池县自县长以上的干部具备着许多宝贵的优点。他们对革命事业忠诚，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作风切实朴素，积极性高，责任心强，凡上级布置的任务都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较陇东各县为快。广大群众热烈拥护政府的一切号召，曾在十天内由元城给环县、合水运粮五百石，七天内完成征粮一千石。县政府和参议会都实行“三三制”，执行精兵简政，减少干部二十余人，加强区乡工作。

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干部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白国明县长帮助李家湾组织起了变工队，自任变工队长。他当年种棉花二亩，兰叶一亩，开荒五亩，捻毛线五斤，全年不领津贴、鞋袜和毛巾，并节省小米一斗。县委书记高伯祥帮助妻子赵维英制订生产计划：一九四三年纺线二十斤，种地一垧，养猪一口，鸡五只，每天识字两个。

由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克己奉公、积极带头，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群众把干部看作一家人，舍身保护干部。一九三五年马鸿宾部占领华池期间，李培福与两名干部在夏家沟李德宝家中养病，一天，敌人逐户搜查，群众掩护李培福等安全转移。李德宝父子遭敌毒打，守口如瓶，拒不供出李培福等人的去向。儿子被打死，李德宝被解西安，“西安事变”后方得释。一九四七年陇东战争中，地委宣传部长宋养初夫妇奉命转移，途中将未满周岁孩子宋新录寄养在柔远刘沟田桂英家。田桂英家贫，为抚养新录，从自己和亲子身上节衣缩食；为躲避敌人，带着新录常住荒山，直到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才亲手交给宋养初夫妇。县四科科长毛羽鹏在南梁遭国民党军队俘获，当晚就被当地梁毡匠等人营救，藏于梢林之中。梁毡匠送吃送喝，送毛毡，站岗放哨，直至毛羽鹏安全脱险。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九日，马步芳部赴元城袭击我陇东分区机关，途经怀安，挨户搜查，我两个民兵藏在一倪姓老太太家中，匪兵发现追问时，这位老妈妈把民兵认作自己的亲儿子，冒 着生命危险救护了子弟兵。

民主革命时期，华池曾多次被评为模范县，受到毛主席、党中央嘉奖。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同志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即李丕福)题词——“面向群众”，还专文介绍了李培福的主要模范事迹——①一九三八年以来带领全县人民开荒十四万亩。②一九四一年组织群众运盐二万驮。应运公盐四千八百驮，完成后超过二百驮，一九四二年组织群众运盐及公盐任务亦完成。③指示合作社一九四一年为群众代买铧七百页。一九四二年调剂荞麦种子三十石。④机关生产办得好。

艰苦的革命战争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西北解放战争初期，华池县曾输送了许多干部到新解放区担任领导工作。一九四八年调往新区干部六十四人，一九四九年六十人，现在在本省和外省的高级干部二十多人，中级干部七十多人。

第四节  国民党的进犯和保卫

革命政权的斗争

从一九三四年到全国解放的十余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对华池进行了多次军事“围剿”和武装进犯。

一九三四年春，仇子康、谭世麟部进攻南梁。

一九三五年春，马鸿宾部“围剿”南梁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三月，马部二次进犯，偷袭了当时驻在武家河的华池县政府。群众房屋、窑洞、粮食、财物多被烧毁。

六月，合水县民团袭击林镇区政府，区青年主任陈国祥及钱成山受伤。同一时期合水县民团袭击二将川，抓去中央工作组干部高克林，押于合水监狱，后在监狱士兵帮助下越狱。

七月，县督卫队、小游击队在警卫队副队长王少喜煽动下叛变，绑架了县委书记张建业（张当夜被一游击队员偷释）；第二天袭击了驻扎在刘坪的县政府，人员闻讯突围，物资被抢。

十二月，杜成章、蔺八带领的民团在马河袭击悦乐区政府，抓去区委书记邓华山、曲子县干部王志升，关押于西安监狱，“西安事变”后获释。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部队三个旅北上三边，经二将川，曾对解放区进行破坏。

—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胡宗南、马鸿逵部占领悦乐、元城、白马川等地达一月，华池县受损极大。五月三十日失地大部收复，唯悦乐区的三、五乡，温台区的三、七乡仍不时受敌骚扰。同年六月，胡宗南刘戡部进犯边区，烧毁东华池原抗大七分校大礼堂。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九日，马步芳八二师三个团，分三路进攻东华池、元城、柔远。驻元城的陇东分区机关闻讯撤离。贸易公司物资全被抢劫、烧毁。马匪还宰吃群众牛羊二百多头（只），烧毁民房五间，枪杀七人，抓走二十余人。在柔远也抢劫了贸易公司和粮站，军马以粮为食，胀死十余匹。奸淫妇女三十余名。二十一日，在我军的严厉打击下，马部南窜庆阳。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曾被我收编的土匪张廷芝叛变，带九十四人，马一百零二匹，经定边、环县到元城区六乡陶家岔，拉去乡指导员，抢去步枪一支。十七日袭击元城区政府，绑架我区委书记张志万、民兵营长张俊等区乡干部十八名，抢夺步枪五支、粮票（票值）五十余石以及区委、区政府公私印章、公物文件、干部衣被、合作社布匹、百货、药品等，经怀安沟北窜吴旗。被俘者中有十三人当日在刘堡子释放，张志万等五人被拉到白豹才释放回来。

为了保卫革命政权，华池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仇子康、谭世麟部袭击南梁，当时南梁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阎家洼子藏枪六十余支、子弹两口袋、铜元数百吊、牛三十余头。仇、谭部到阎家洼子后，把全村人集中起来拷问，一无所得，敌人恼羞成怒，架起机枪欲向群众扫射，贫农武万有挺身而出，与敌评理，被抓去严刑审问五天，多次打昏用凉水激醒，但他坚不吐实，保护了干部和物资。

一九三五年四月，马鸿宾部进攻南梁，南梁政府赤卫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梅生贵带领保卫队、赤卫军英勇胆击，掩护南梁政府安全转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于杏树湾。同月，警卫班长王殿斌和战士宋子恭保护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撤退，在白沙川的一个山峁上，被敌包围。王殿斌掷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掩护习仲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解放战争时期，华池人民劳武结合，一边打仗，边生产，积极备战。全县设有瞭望哨十二处，每哨有正副组长各一名，经常有二人执勤，发现敌情即鸣枪报警。设关隘哨二十二处，夜间民哨四十处，昼夜警戒。

一九四七年敌侵犯悦乐时，温台区委书记白长富组织机关干部有秩序地撤退、疏散、坚壁清野，并带领民兵白天在山头监视敌人，晚间下山骚扰敌人，埋设地雷。区长王杰、自卫军营长郭生荣、三乡乡长张礼堂、四乡乡长张自孝等也都坚守岗位，顽强战斗，置性命于不顾。悦乐战斗结束后，县上给他们分别记了功。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九日，马步芳部二百余人进犯，温台区七乡有六个民兵在新堡转嘴子狙击一小时，打伤敌排长一名，捉获敌便衣两名。

解放战争中，全县受物质奖励的民兵、干部四十二人，立功的四十七人，大会表扬的六人。

由于华池人民在保卫革命政权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华池县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既是与敌战斗的前沿阵地，又是我军政机关开展活动的可靠后方。甘肃工委、陇东分区、陇东各县和关中分区、三边分区，都曾先后在柔远、乔河、元城、城壕、二将川、紫坊畔一带驻扎，边区部分机关也曾驻华池。在粉碎敌人进攻之后始陆续返回原地。

第三章  党的建设

第一节  组织建设

一九三四年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恢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着手在南梁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在白马庙发展党员四名，建立了华池第一个党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记。随后，特委又派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在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员四十多名，先后建立了三个党支部。那时，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行政上多以副职出现。

一九三五年春，马鸿宾部占领华池，党组织暂停发展。同年秋，马鸿宾部撤离，中共华池战区党委成立，崔凤鸣任书记，下设组织、宣传二部。

一九三六年春，各区委成立，乡普遍建立了支部。悦乐、元城一带开始发展党员，夏季建立悦乐、元城区委。同年冬，赤庆县委成立，慕春隆任县委书记。

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全县有党员三百七十七人，除五区（城壕）第三乡外，其余二十一个乡均建立了党的支部。七月，赤庆、赤安二县撤销，元城、吴旗、水泛区划归华池，曲子县的悦乐区也并入华池。十一月，华池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沟门召开。到会代表三十多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徐锡麟任县委书记，下设组织、宣传二部。

一九三九年后季，在大沟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华池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三十多人，选举王德明任县委书记。

一九四五年，李培福作为华池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一九四七年陇东战争爆发前，华池全县有五个区委、三十四个乡支部、八个机关支部。党员八百七十八名。战争中元城区一、二、四、七乡支部被破坏。党员中有二人牺牲。

一九四八年冬开展整党工作，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改进思想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全县四十二个支部中，除悦乐区的二、三、四、五乡外，其余均进行了整顿。结合整顿，重建了元城区的一、二、四、七乡四个党支部。整顿中，全县有一百一十九名党员受到各种处分，其中开除出党二十四人。吸收新党员二百九十二名。到一九四八年底，党组织已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全县四百五十四个自然村中，三百七十七个已有了党员。党员总数达到一千零三名（男九百九十四，女九），占全县总人口三万五千零四十三人的百分之二点八六。以党龄统计，一九三六年以前入党的二百八十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入党的二百三十二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入党的四十六人，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入党的九十人，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入党的三百五十五人。

—九四九年六月八日至十四日在乔河李沟门召开了华池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四十名（正式三十五，候补五），实际出席三十三名。会议总结了工作，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由扈宪章、张建堂、李培贤、袁凯成、王杰、张彦福、董兴旺、齐生瑞、马占荣、何忠孝、张志万、白仲义、张积录等十三人组成。扈宪章当选为县委书记。

同年十一月一日至七日又召开党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五十八人。会议总结了华池县自一九四七年以来的生产、战勤、治安保卫、干部思想作风等方面的成绩，提出了此后九个月的工作任务。

第二节  两次整风

从一九三四年到全国解放，华池党的组织一直注意了党的作风整顿和思想建设，教育党员发扬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帮助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转入无产阶级立场。华池规模较大的整风运动有两次：

—九四二年二月，全党开始普遍整风。这年冬天，悦乐区、元城区开始整风，到一九四三年全县全面铺开。这次整风由县上派出工作团，首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动员，然后将区、乡、村所有干部和自卫军集中在区政府开会，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清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AB团、CC分子等。这场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使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但也曾一度出现过逼、供、轰斗等现象。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复兴社”，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强迫交代。这样的人全县达四百多人。运动后期，只定性处理了特务一人，其余均陆续平反。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陇东地委在华池县刘坪召开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县长，部分区委书记、区长及华池县区、乡主要负责干部二百人参加，会议历时半月，由地委书记李合邦主持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义合会议精神，开展四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查思想。这次会议对于克服怯敌怕战思 想，增强斗志，统一行动，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但逼、供、轰、打现象仍较严重，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逮捕，有的甚至被逼自杀，会议后期即作了平反纠正。

第三节  群众组织

工会、农会：根据地创建初期，农村曾成立工会（雇农组织）、农民联合会和贫农会。一九三四年九月，华池县成立时，劳动部主管工会工作。一九三五年秋，华池战区恢复后，设立了工会。一九三八年四月陕甘宁边区颁布了总工会章程，县设立工会委员会。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土改中，各乡、行政村均成立了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调剂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在悦乐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出席代表四十三人。会上县长袁凯成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县农会临时委员会。

共青团：一九三五年秋，设立了共青团华池县委，书记张志德。下设组织、宣传、少队等部。一九三八年春，共青团员均转为共产党员，共青团组织改名为青年救国会，凡抗日的儿童、青年（七至二十三岁），不分党派、阶级、信仰、性别、籍贯，均可参加。它的任务是组织青年抗日救国。十八岁以上的会员参加自卫军，十四岁至十八岁的会员参加少年先锋队。七至十四岁的会员参加儿童团。乡一级组织是青年俱乐部。青年救国会在宣传抗日，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以及站岗、放哨、防奸、反特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九四八年，根据屮央西北局指示精神，华池县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柔远区四乡首先建立了团支部，由年轻的党员组成支部委员会，重新发展团员。一九四九年六月，柔远四乡、元城四乡、白马四、八乡先后建立起四个团支部，共发展团员五十八名。同月，县三届党代会决定成立青委筹委会，各区委指定专人领导青年工作，并配备了专职青年干部。

妇女组织：一九三五年秋，华池战区成立后，团县委开始下设青妇干事，搞妇女工作。后成立妇女联合会。一九三八年春，改为妇女救国会。工作重点是发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宣传放足、婚姻自主，反对打骂、虐待。当时阻力很大，不少妇女为争取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合法权利，与宗法统治和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有的妇女竟至被逼致死。一九四九年六月，县三届党代会决定成立区妇女委员会，各区委由一位负责同志兼任妇委会主任，乡支部设妇女干事；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纺织，反对买卖婚姻。妇女工作的开展，解放了妇女这部分强大的生产力。一九四三年秋，县政府提出男人运盐、开荒、种麦，妇女收秋。当时全县百分之八十三的妇女都下地劳动，按时完成了全县收秋任务。大生产运动中，涌现了贺环儿、杨环儿、刘玉荣等女劳动英雄，以后又有刘永英、张裕珍等女劳动模范。一九四八年土改运动中，由于干部家属带头，妇女放足工作进展很快。据八月二十三日统计，干部家庭原缠足的三百六十六名成年妇女，已放足三百四十四人；缠足的三百四十名女青少年，全部放足。群众家庭缠足的三百三十七名成年妇女，已放足一百三十六人，缠足的三百九十二名女青少年，有三百六十三人放了足。

华池县行政区划、人口及党组织综合统计表

续表：

华池县党员报表

   县委组织部制                           1949年10月3日   

第四章  军队建设

第一节  地方部队组建概况

庆阳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成立于南梁，八人三支枪，杨培盛任队长，活动于二将川、柔远川一带。次年夏发展到一百多人，下编五个中队，邵怀德任队长，张秀山任政委。十一月抽调大部人员编为红二团第二连。所剩四十多人，张志孝任队长，王宝珊任政委，一九三五年三月编入红三团。所留十多名骨干另组庆阳游击队，王宝珊任队长。一九三六年春又发展到一百多人，改为庆北游击支队，石怀刚（后叛变）任支队长，强家珍任政委。九月编入陕甘独立第一营为一连，一九三七年二月编入独立师一团。

合水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成立于南梁，六人两支枪，张振东任队长，在东华池、太白一带活动。次年十一月发展到一百多人，编入红二团为三连。

保安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成立于南梁，十一人四支枪，刘约三任队长，在南梁、洛河川一带活动。次年十一月发展到一百多人，编入红二团为一连。

南梁保卫大队：一九三四年春成立于南梁，八人三支枪，郭锡山任大队长，隶属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同年秋南梁政府成立时发展到一百多人，编三个屮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

庆北游击队：一九三四年春成立于柔远川，二十多人，赵占魁任队长，任有升任指导员。四月梁海清等叛变，队长、指导员被杀，游击队解散。秋季庆阳游击队镇压了叛徒田贵义等六人，恢复庆北游击队，李树林任队长。

定边游击队：一九三四年秋成立，十九人，黄兴仁任队长，在今乔川李崾岘一带活动。后编入庆北游击队。

华池保卫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成立，五十多人，二十余支枪，何兴旺任队长，郑兴才任副队长。次年春编为游击大队，下属三个中队，黄克秀任大队长，刘培清任指导员，归属陕甘边特委军委领导。一九三六年秋改编为独立师五团。

庆北游击大队：一九三四年冬成立于坪庄，三个中队，六十多人，王英任大队长，杨占鳌任党代表，在坪庄，头道川一带活动。后编入庆环分区独立师。

环县游击队：一九三四年冬成立，八个人，王怀刚（后携枪逃跑）任队长，在五蛟、元城一带活动。

庆华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于柔远川，田生弟任队长，李树林任指导员，六十多人。十一月与合水游击队、华池战区保卫队合编为华池游击队，黄克秀任大队长。

华池战区保卫队：一九三五年十月成立于南梁，四十多人，编四个班，蒋成英任队长。

柔远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冬成立于柔远川，二十多人，李生玉任队长，王子林任指导员。后编入华池战区保卫队。

柔远第二游击队：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二十多人，习连友任队长，高登洲任指导员。

温台游击队：一九三六年秋成立，七个人，白生秀任队长，白万和任副队长，在温台、悦乐、新堡活动。冬季发展到四十多人，改为合水游击队，李树林任队长。次年夏编为庆环分区保安第五大队，刘懋功任大队长。

庆环游击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由元城、白豹、柔远等区游击队合编组成，五十多人，杨生贵任队长，李秀荣任副队长。后编入独立师三团三连。

华池县独立营：一九四七年三月陇东战争爆发后，华池县组编两个游击中队。七月合编为华池游击支队。九月华池游击支队、各区游击队在城壕焦台整编为华池独立营，下属三个连，二百八十人，张弟任营长，李世俊任教导员。十一月编入陇东分区十四团，为一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又成立华池游击队，四十多人，每人一支枪。次年初，编入陇东分区司令部警卫连。

第二节  民兵组建概况

一、土地革命时期：一九三三年冬季，南梁开始组建赤卫军，小河沟、豹子川一带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德明，下属三个中队；玉皇庙川、马莲岔一带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高生贵；白马庙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朱志清；二将川为第四大队，大队长梅生贵。一九三四年秋南梁根据地赤卫军发展到十八个大队，南梁政府设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志清任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参谋长，统管各赤卫军大队。一九三五年十月，进犯南梁的马鸿宾部撤离后，赤卫军又迅速恢复，每区成立一个营，每乡一个连。赤卫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配合主力红军、游击 队作战，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二、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赤卫军改称自卫军。一九三七年冬以区组营，乡组连，行政村组排班。一九四四年全县编制基干自卫军五个连，十五个排，四十一个班，共四百八十六人。普通自卫军三十二个连，七十一个排，一百九十六个班，二千九百六十九人。

一九四五年全县自卫军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政委分别由县长、县委书记兼任，另设一专职大队副。全县共五个营，营长、政委分别由区长、区委书记兼任，另设一专职副营长。全县共有自卫军二千九百三十八人，其中基干自卫军三百八十一名，编为五个连，十八个排，三十五个班，普通自卫军二千五百五十七名，每乡一个连，编为三十四个连，七十四个排，一百九十七个班。

三、解放战争时期:自卫军改称民兵。一九四八年每乡组织一个民兵小队，共三百六十四人，步枪一百六十余支，民兵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担任警戒，站岗放哨，敌来时掩护群众疏散，搞麻雀战，袭扰敌人，敌去进行生产。温台七乡民兵班长张志洪以保卫边区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一九四八年五月抓获敌探两名。一九四九年元月，他带领民兵突出敌保安队包围，及时传送情报，使县委、县政府免受敌人袭击，被誉为 “民兵英雄”，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庆阳军分区为他记了二等功。

第三节  主要战斗

荔园堡战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荔园堡全歼张廷芝部新兵营六十余人，缴枪六十余支，敌营长梁邦栋被击毙。

毛沟门战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继荔园堡战斗后，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在李良子毛沟门击溃追击我军的庆阳地方武装赵文治团五百余人，缴枪甚多，红军声威大震。

五蛟战斗：一九三五年元月，红三团、义勇军、庆阳游击队在赤卫军的配合下，在五蛟魏家疙瘩围攻谭部崔凤皋连，俘敌三十余人，全歼前来增援的谭部张金芳连四十多人。

城壕战斗：一九三五年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袭击驻五蛟城壕的谭部李含英营，重创敌军，俘敌六十余人，缴枪七十余支，马十多匹。

黄大原战斗：一九三五年春，红二团、义勇军、庆阳游击队在黄大原阻击进攻边区的马鸿宾部冶成章旅一个团，击溃马军一个连。

悦乐战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田生弟率庆华游击队及战区保卫队攻打驻悦乐的国民党东北军某部，因五路游击总指挥王德胜（后当土匪，被我军击毙）未按作战计划进行，进攻失利，田生弟等七人阵亡。

一九四七年四月，陇东分区独立团在红土崾岘伏击胡宗南部钱团骑兵与罗生发带的伪保安队，俘获十八人。在打扫战场中，独立团团长马福吉不幸中冷枪牺牲。

陇东战役：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分割包围进犯我将台之马鸿逵步兵团、进犯悦乐之国民党骑二旅三团和合水守敌。我军总部设在悦乐张方塬。三个地方的战斗于五月三十日晨同时打响。悦乐战斗由我新四旅等部队担任主攻，陇东独立团、华池游击队配合，在三小时内干净利落地全歼守敌骑二旅三团五百余人，俘虏敌骑二旅少将副旅长陈应泉、骑二旅三团上校团长汪韬。我军伤亡四十多人，内有副团长一名。将台战斗由我教导二旅等部队担任主攻，华池游击队配合，十时许结束战斗，歼灭敌暂编六〇旅一七九步兵团，俘敌上校团长马殿邦。在悦乐、将台战斗中，华池人民侦察敌情，给大部队引路、抬担架、救伤员、送弹药，许多妇女煮鸡蛋、炸油饼，送往前线，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战斗结束后，彭德怀、习仲勋到悦乐短暂停留，表扬了华池干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英勇对敌的顽强精神。

第四节  支前工作

一、踊跃参军

自南梁根据地创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华池人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入伍，踊跃参军参战，支援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三四年冬荔园堡成立红二团，共有三个连，其屮二连战士多数是华池人。一九三五年以前全县约四百二十人参加红军。

一九三九年冬季，陕甘宁边区开始征兵，华池县这年有一百二十多人参军。元城区自卫军营长高文秀（人称老营长），曾带一连自卫军集体参军，受到陇东分区的嘉奖。

一九四一年，华池县曾在七天内完成征兵三百名的任务，受到上级表扬。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全县参军一千三百一十—人。一九四六年征兵一百九十五人。一九四七年陇东战争爆发后，华池征兵一百五十四人。县、区游击队编入地方部队华池独立营约二百八十人。

—九四八年前季全县动员约四百人参军。

一九四九年扩充游击队员五十名、警卫队员四十二名。

二、抬担架、搞运输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攻打魏家疙瘩、悦乐堡子、曲子镇、山城堡等，华池县都曾派担架队、运输队转运伤员，运送物资。

一九四三年，华池县动员群众从元城往西华池运送公盐一千二百驮。又从本县转运公粮二百石、公草一万六千斤。

一九四四年支前动员人工二万八千六百个，畜工三万三千一百个。

一九四五年全县劳力五千五百三十一，每劳负担义务工十一个，投工用途如下表：

类似这样的投工，在抗日战争后期，几乎年年如此。不仅要送交公粮、公草，还要负担向外地转运粮、料、草，一九四三至四五年转运粮草用工如下表：

到解放战争时期，华池除继续承担粮草送交转运任务外，又抽调大量人力、畜力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长途出征。

一九四六年出动担架二百零八副，每副五人，人数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驮畜一千二百七十头。

一九四七年组织随军担架六百八十五副，参加三千四百三十八人，运输队三百多个，参加一千五百五十五人，牲畜二千三百九十头。这年共花人工六万七千六百一十七个，畜工三万七千二百六十个，加上当年其他义务投工，共花人工十八万三千个，畜工十八万八千个。

一九四八年后季，陇东分区组织担架大队，华池为一个中队，编制担架五十副，驴四十头，随军作战半年之久。当年全县支前动用人工十四万三千六百，畜工二十八万一千。在随军作战中，曾获锦旗三面。

一九四九年先后五次组织担架队，一百八十四副。凡能驮载七十斤以上的驴、马全部随军服务。在繁重的支前工作中，华池人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冒着严寒酷暑，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足迹远及兰州、武威，救伤员、送军火，极为积极勇敢，有的在战场上光荣入党，有的立功受奖，有的抢险负伤，有四人壮烈牺牲。

三、做军鞋

根据地创建初期，华池妇女就积极做军鞋，支援子弟兵。一九三六年，为迎接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华池每家做军鞋一双，及时完成了边区政府布置的任务。抗战八年中，华池妇女年年有军鞋任务，由区乡政府按成年妇女人数分配，定期收缴，做不出的，则缴付资金。解放战争时期，军鞋任务更大，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给三五九旅做军鞋就有一千双。军鞋用布有时由政府发给，多由群众自行解决。此外，陇东专属还给各级干部分配了军鞋任务，当时，华池县领导李生华、张建堂、张积录、齐牛瑞、罗文蔚、杜文友等均积极带头，超额完成了任务。除了做军鞋，华池每户每年还捐羊毛，做棉衣，打毛袜、毛手套，支援前方。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华池做军鞋情况如下表：

1947——1949年完成军鞋任务统计表

                                     单位：市尺、双

第五章  土地革命

第一节  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地主阶级，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订和坚决地执行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在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消灭了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度，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

一九三三年冬，华池县首先在南梁一带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全面铺开。这次打土豪，其主要对象，是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利用地租剥削农民，勾结反动势力，培植武装力量，利用封建宗法鱼肉乡民，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重点是分配浮财，赶走他们的牛羊，没收他们的财物，对那些隐匿财产、抗拒收交的，先将人捉起，限期用钱赎回。在这场斗争中，华池群众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他们主动组织起来，配合游击队，向土豪发起猛攻，从政治上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从经济上动摇了封建剥削的统治。这一时期，全县共打土豪三百余户，仅元城区，就打土豪四十三户，没收的财物，一部分充作军饷，一部分就地分配，赈济贫苦农民。例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习仲勋同志亲自带游击队打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拉走胡胞弟二人，没收粮五百余石、牛一百多头、羊二千余只。胡送白洋一千元后始释其弟。同年秋，庆阳游击队打开恒义和在上堡子的租粮仓库，大开仓门三日，就地分配粮食二千余石。

—九三五年起，在打土豪的同时，着手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开始分田分地。当时土地分配的原则是：土豪土地大部没收，分配给原租种的农户，土地不作丈量，只划片指界，并宣布所有债务及典当契约全部废除。

在解决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从一九三六年起，按雇农、贫 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分。全县共订地主、富农三百多户，约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五。

—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将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以利团结抗日。为了保护农民既得利益，这年冬天颁发了土地证。

第二节  减租减息

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解决了部分农民无地少地问题，但剥削性的租佃关系并未彻底根除。抗战初期，调整了对地主的政策，地租剥削又出现并加重了。为了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先后搞过“三七减租”、“对半减租”，一九四二年冬开始改为“二五减租”。这些减租办法执行均不彻底。一九四五年五月，华池县二届三次参议会通过并颁布了《华池县土地租佃暂行办法》，对各种形式的地租租额明确地作了规定。

附：华池县土地租佃暂行办法

华池县虽经土地革命，一般的剥削性的租佃关系业已革除。但在新的经济发展情况下，各地出租人对没地种的贫民又发生过分的收租现象，个别地区的地主开始对承租人进行剥削，每对牛五石租，土地还不能尽种（白马二乡王瑞滋租地给袁公礼）。尤其是白马租佃形式最多，有包山租、定租、活租、伙种、堆种等。其次元城还有依代耕(租地四十垧，代耕八垧麦子的收租形式），因此本府特拟出下列暂行办法，提供参议会讨论：

办法：

第一、根据边区租佃条例，为了合理调整租佃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特拟定本办法。

第二、本办法所规定之地租如左（下）：

一、包山租：1.依牛对包的租额，好牛每年一石五斗，次牛一石为原则。2.依地包的租额不得超过依牛对的租额。依代耕地所包的租额，依第二条第二款所称之定租处理之，禁止从中图利或转租。

二、定租：依地亩数规定租额，是谓定租。山地每垧三升，塬地每垧四升至五升，川地五升至七升。每垧地以三亩计。

三、活租：即指地分粮，出租人只出土地，其他生产工具概由承租人自备，就地上收获正产物由双方按成分配者是谓活租。出租人应分百分之八，承租人应分百分之九十二。

四、伙种：按此地情况，安庄稼与伙种没有什么差异，出租人除出土地外并供给承租人各种生产工具之一部或全部，就地上收获按成分配者是谓伙种。出租人如拿出一部生产工具者，所得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如拿出全部生产工具或有若干借粮，出租人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五。

五、堆种：出租人只出土地，承租人只出租金，“以期交清”，约定年限，满期时承租人交出土地而不得租金，是谓堆种。此项租额以当地习惯，但不得抵触本办法。

第三、承租人应依本办法所定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其有能力交租，而不愿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追缴之权。

第四、地租一律在收获季节终了后交租，禁止预收租之一部或全部。

第五、承租人如因收获减少而确实极贫或遭遇意外无力交清地租时，得与出租人协商，缓期交纳，出租人不得对欠租作价行息。

第六、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始得收回租地。

―、定有期限之契约，已经期满，或出租人收回其地确系自耕或雇人耕种者。

二、承租人无故不交地租者。

三、承租人将租地转租从中图利者。

第七、出租人典卖其租地于他人时，原承租人依同一价格有承典承买之优先权，但出租人不得故意提高价格。如其土地出卖他人而不系自耕者，承租人有继续承租之权。

第八、开荒一年不收租，其理由因此地区地广人稀，倒山种地，如种过三年即到失地的时候了。

第九、农村发生租佃纠纷，契约合同及期限超于本办法时，得依边区租佃条例解决，租额关系绝不能超过本办法之规定。

第十、本办法经县第二届三次参议会通过于三十四年实行之。

第三节  土地改革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根据陇东地委关于解决老区土地问题的见，清查了土地。当时全县共有地主六十四户，被分配了三十三户（占百分之五十一），收回土地八千五百五十六垧（每垧川地二亩半，山地三亩。下同），除留公地一千六百七十八垧外，其余六千八百七十八垧分给了一百七十户贫农。在清查中，对土地问题作了典型调查，据估算，约有一半农民无地或少地。据此，陇东地委一九四七年一月决定在老三县（曲子、环县、华池）实行土地改革，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其他土地纠纷问题。同年六月到八月，温台七个乡、悦乐一个乡、白马乡陆续进行土改。白马乡在土改中，先发动群众清算反水不法的地主；对在土地革命时期遗漏的中小地主，利用查租，减租、退租、勾欠、抽约和土地公债的形式征购其长余土地；对没收、征购地主的土地和族地、公地、绝户地进行了分配，因仍不能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需要，又在部分中农中进行了土地调剂。

八月后，推行“晋绥经验”，年底前在白马五乡（刘坪）和柔远一乡（墩儿山）进行了试点。一九四八年元至四月，元城、柔远两个区土改工作同时进行。这段时期，因受“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很多错误做法。

―、扩大了打击面，错误地提出贫雇农领导运动，把中农排斥于运动之外。

二、绝对平均。

三、乱轰乱斗。

以上错误做法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后，逐步得到了纠正。

元城、柔远土改以后，温台、白马区和悦乐区之一部分于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进行了土改，调剂土地。柔远一乡、白马五乡进行了纠偏。后一段的土改工作，吸取了白马五乡、柔远一乡的经验教训，着重于调剂土地。步骤是通过召开各种会议，个别座谈，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思想动员，并一家一户地征求意见，在细致的思想工作基础上，提出调剂方案，然后按行政 村召集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如悦乐六乡（九条沟门、燕窝台一带），总户数为二百一十五户，人口一千一百六十二，共有土地九千一百八十垧。每人平均土地七点九垧。由高于此平均数的农户向低于此平均数的农户调出多余土地七百五十二垧。加上公地、庙产地、绝户地为调剂总来源，如下表：

悦乐六乡调剂土地来源表

单位：垧

全乡无地户三十六户九十三人，每人平均分得土地八至九垧，如下表：

悦乐六乡抽补调剂土地的做法特别适合地广人稀的老区，其经验被中央西北局转发刊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群众日报》第四版。

悦乐六乡无地户得的情况表

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四九年春，又在白马、温台、柔远、元城全部及悦乐的三十个乡，进行了土地调剂工作，使全县一千三百四十八户、四千九百三十七人得到土地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七亩，留公地两万七千多亩，并在全县进行纠偏，复查改正了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土改中错订的阶级成分，如下表：

华池县一九四八年改订成分情况表                          

第四节  查田定产

一九四九年冬全县开始丈量土地，查田定产，以率计征，确定农业税，并进行土地房产登记，颁发土地证等工作。首先由县派干部在温台三乡二村（李家湾）搞试点。情况如下表：

试点之后，即在全县展开。乡组织了评议委员会，村组织了评议小组，召开村民会、庄头会，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在自报的基础上对所有土地进行丈量（川塬地用杈打，山地用绳拉）。根据地形、方位、土质，将土地定为三等九级，然后按土地等级分别定产。

全县产量评定结果：悦乐、温台区每亩平均一斗七升，柔远、元城区一斗三升，白马、水泛区一斗，全县平均一斗三升。

查田定产结束时，逐户进行土地登记，并规定了农业税，原未发土地证的三十四个乡补发了土地证。

第六章  大生产运动

第一节  群众生产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调集数十万军队重重包围我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对我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面前，为了解决军需民食，支援革命战争，华池县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贯彻边区政府提出的“农业为主、工商业次之”的生产自救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一、开荒地

根据华池地广人稀的特点，华池县政府提倡大量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勤劳致富，努力做到“耕三余一”，力争“耕二余一”，千方百计地增加粮食生产。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全县共开荒地十四万亩。一九四三年开荒地八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亩，为原有熟地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一九四四年开荒五万六千八百二十七亩，一九四五年开荒一万九千五百零五亩，一九四六年开荒四万六千九百亩。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部队进犯华池，使部分土地荒芜，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为了恢复生产，一九四七年秋到一九四八年春全县又开荒地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亩。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十年中，全县共开荒地三十五万九千三百零七亩（当时华池实行倒山种地，荒地一般种两三年后弃耕）。

二、兴办合作社（见经济志第三章第三节）

三、组织运输队

大生产运动中，华池县组织了很多合作运输队，到定边驮运食盐，一方面解决解放区食用，一方面贩卖获利或换布，增加收入。运输队以行政村为单位组织，选举帮头，各乡组成中队，并选出督运员负责。一九四一年开始运盐，当年共运盐二万驮。一九四三年全县组织合作运输队一百九十一个，九百一十八人，驴二千一百九十七头，朋帮牲口二千二百五十四头，当年运盐一万四千驮。一九四四年八月，县联社成立运输队，有牲口二十九头，年底发展到九十八头，除完成二百驮公盐任务外，还赚了一笔钱，扩大了股金。股金由一九四三年的十一万一千八百多元（边币）发展到一千八百三十一万四千多元。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全县运输合作社由五处发展到九处，驮畜四百零二头，情况如下表：

四、开设客栈、脚店

大生产运动中，华池县开设客栈、脚店，解决运输队的食宿问题，同时赚钱盈利。

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开设客栈情况如下表：

一九四六年全县开设脚店四处，以高沟门脚店为例，有资金 (边币）十六万二千元，元至八月盈利二十五万二千元，每元资金平均盈利一元六角。

五、种棉花、蓝叶

为解决群众穿衣问题，华池县政府提倡试种棉花、蓝叶（染料）。一九四三年，悦乐、温台等地试种棉花成功。当年，温台三乡张振随种棉一亩，产花十五斤六两。李湖种棉七分，产花十一斤二两。这些事实经分区劳动英雄大会宣传后，华池开始推广种棉。一九四四年全县有三百三十一户种棉三百六十五亩，有收获的二百亩。一九四五年棉花种植面积又有扩大，全县五个区和县机关单位共植棉一千七百二十二亩，收获棉花二千一百零九斤。

植棉中，温台区农民李湖、柔远区农民赵志锐成绩显著，于一九四五年受到县上奖励。

一九四四年全县收蓝靛一百斤，一九四五年收蓝靛一百五十斤。

六、纺线织布（见经济志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节  机关、部队生产

大生产运动中，部队机关学校分别大办农场，实行自给或半自给，以减轻农民负担。县政府规定：县上干部每人每年生产粮食两石，区上干部一石，乡长乡文书六斗。并规定脱产干部每人每年捻毛线五斤。无论是县委书记、县长还是科长、办事员，每人一把镢头，农忙季节上午劳动，下午办公，形成了制度。一九四三年华池县委和县政府除病员外，二十三人计划开荒五十六亩，实际完成一百零二亩，警卫队开荒五百五十亩。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提出公私兼顾，完成规定任务后超额部分六、四分成，进一步激发了干部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劲头更大。

区政府普遍办了小农场。如元城区小农场种地五十亩，只有一人专务，每年收粮十二石左右，被树为县上的生产模范单位，受到奖励。温台区曾被边区树为大生产的模范区，边区政府曾奖锦旗一面。白马区干部每人平均种地二十亩，区办小农场每年产量达十八石多。有的区干部除办好农场外，还在区政府附近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乡干部有些种公地，大部是租地或开荒。白马区三乡乡长李耀春在一九四三年春耕前变了群众二十六个人工，两个人工换一对牛工，开春荒二十二亩，他和乡文书挖荒地十亩，共种地三十二亩，收细粮八石多。悦乐区二乡乡长耿富仁、文书张克雄在乡政府附近共种地三十六亩（内有自挖荒地四亩，其中种秋田三十四亩，收细粮四石一斗，种棉一亩，收净花二十斤，种旱烟七分，收烟五十斤）。棉、烟出售边洋十二万二千五百元，按当时米价，可买米八石一斗六升，加上自产部分共可折细粮十二石二斗六升。除交公粮一石四斗四升外，余粮十石八斗二升，以公六私四分成，得粮四石三斗二升。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县、区、乡机关农场生产情况如下表。

—九四六年县、区、乡机关单位共种地一千六百九十五亩半，产细粮一百六十九石五斗五升。

自—九四一年起，每个干部每年捻毛线五斤，年年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五年县机关和区政府小农场收获情况如下表：

县、区机关在大抓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的同时，还经营商业，搞运输。一九四一年设立了自足会。县机关各单位、各区都有一个自足商店。一九四三年自足商店合并为统一商店，资金一万八千元，盈利八万四千九百元，净利三万六千五百五十元。一九四四年机关加入联合商店的资金一百四十万元，共分红三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元。一九四五年又抽回股金，重建商店，主要业务是销售货物，组织运输，用所得之利润解决机关经费问题。

一九四五年因货物不断涨价。商家存货不存款，营业商店到八月份，以市价计可折款六十九万二千元，净盈利四十八万元。日本投降后至九月份，百货猛跌，商家又存款不存货，十月份货物跌到最低程度时，又将原存底货全部推销，结果赔款八十多万元。至十一月份物价又复涨，因商店这时存款不存货又赔了一笔款，到年底结账时，营业商店只存四十八万五千二百元的底货，无现金。

—九四五年各机关单位都曾以少量的资金作些小流动经营，但由于九月以后“钱放炮”，多数单位赔了本，个别单位稍有盈余，年终各机关单位流动的小营业共盈利一百一十二万三千五百五十元八角二分。

一九四六年县政府、县委、保安科三家共有资金四十七万三千元，分别以经营布匹为主，年终共盈利十八万七千元。保安科盈利最多。县政府赔了本。

由于广大职工的积极努力，大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四三至四五年全县职工的伙食、办公、医药费等全部自给。一九四五年服装也达到了自给（这一时期，全陇东分区的地方财政情况见附件一）。

一九四三年四月，七七〇团一千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副团长卜万科的带领下进入大、小凤川屯垦。当时大、小凤川七十余里荒无人烟。七七〇团进驻后每个连队配有耕牛二十对，规定每人每年开荒三十亩，交细粮三石。一九四三年开展劳动大竞赛，每人每天挖地最多达四亩半，全年平均每人挖地六十二亩。劳动英雄李发财创造了每天挖地七亩二分的纪录。这年全团每人生产细粮五石。一九四二、四三两年，全团共开荒地三万四千亩，修建营房四百余间，同时还办起山货加工等各种作坊，开展烧酒、割漆、采药、熏香等数十种副业生产，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做到了粮食满仓，菜蔬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他们 还从凤川口到甘揪子修了一条车马大道，在小凤川沟口修筑木桥一座（七七桥）。—九四六年春，七七〇团奉命分批开赴前线，离开凤川（七七〇团活动情况见附件二）。

一九四三年春，抗大七分枝在校长彭绍辉率领下，由华北迁到东华池，校部设在东华池。有三个大队和一个校部直属的女生队，分驻大凤川、豹子川、平定川。他们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当年开荒八千一百九十七亩，收获细粮一千二百五十石，蔬菜五十二万斤，还打了四百五十孔窑洞。涌现出劳动英雄五十九名，突击手五百六十四名。特等劳动英雄、优秀的劳动组织者钱有手一天开荒四亩一分二。木工劳动英雄李安辑二十六个工做成七十二个工的成品活。李明山、寇书义二人一天解板三丈九尺六寸。青年劳动英雄丁率民等五人十七小时挖窑洞一孔，深三丈一尺、宽一丈。迟绥新一次背七斗糜子。一九四四年广大学员在完成各自的生产任务外，还助民收割二万工日。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结业，学员分赴各部队。

七七〇团和七分校撤离后，陇东分区派四科科长刘文山、二科副科长杨子勋等，与华池县委配合，组织二十余人，前往接收粮食几千石。

党政军开展大生产，不仅解决了部队机关的供给问题，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做到了丰衣足食，还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改善了干群关系，因而大得民心。

第三节  主要措施

―、实行减租减息，调整租佃关系（见本编第五章第二节)。

二、开展变工互助。大生产运动屮，在政府的倡导下，变工队、互助组发展很快。一九四三年，华池县共组织互助组五百四十七个。全县参加互助组的有四千二百九十三户，共男女全半劳力一万一千七百一十六个。全县有牛二千四百八十三对，入组的二千二百零六对。当时变工互助的形式各种各样，有长年的，也有临时的，有人工变人工的，也有人工变畜工的。柔远区在一九四三年春，组织了七个开荒变工队，有耕牛一百一十九对，平均每天开荒一百五十五亩。白马区五天突击开荒五千亩。

除变工开荒外，还变工驮盐。温台三乡南沟门郭有、郭万两家两个劳力，顾了种地顾不了放羊，两家组织起来合请一个牧工，他们二人一个专管种田和家务，一个运盐，分工变工省了一个劳力，还挣了钱。

变工互助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开展竞赛，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提高了劳动效率。

一九四五年全县有变工队三百六十四个，参加变工的共一千二百二十一户，男女劳力二千七百七十八个。白马区区长袁凯成一九四六年帮助谷家村的张世嘉组织一个二十二户、二十五个劳力的变工队，除把本队的地锄完外，还到七乡锄地一百四十五亩，挣钱二万九千七百元。全县当年变工组织情况见下表：

一九四八年全县又组织互助组二百三十七个，参加变工的六百九十四户，劳力一千二百七十个，耕牛六百零三对。一九四九年后季，全县参加变工组织的达到三千四百三十一户，占总数七千一百五十四户的百分之四十八；男劳力四千一百七十八名，占男劳力总数七千八百名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女劳力二千七百零一名，占女劳力总数七千一百八十九名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这些变工队、互助组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发放农贷。华池县政府为解决贫苦农民开展纺织以及购买耕牛、农具的困难，每年都发放农贷。

—九四三年给五百二十五户发放农贷九十万元，买回耕牛二百六十二头。

一九四四年给二百一十三户发放农贷二百四十万元。

一九四五年给一百五十四户发放农贷四百万元。

—九四八年发放农贷二亿四千万元。

一九四九年发放农贷六亿元。

四、奖励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当时政府对在生产上做出优异成绩的农民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县委书记高伯祥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华池七十岁的劳动英雄孙荣茂、耕作模范高德寿、开荒英雄张振财三人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出席陇东分区劳模大会的女劳动英雄刘玉荣、生产模范王生发、模范军属杨环儿、郝四、贺环儿等，都曾在报刊受到表彰。一九四三年，县、陇东分区、边区政府先后召开劳模大会，奖励了劳动英雄。四月十八日，温台区在五乡召开群众大会，马锡五专员亲自给劳动英雄张振财奖耕牛—头、木匾一面。受奖的还有王生发、杨生元妻子。十一月，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李培福、张振财、李湖、乔连珠、高隆清和温台四乡城壕村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张振财由于积极发展生产，一九四三年新开荒二十五亩，当年生产粮食三十七石一斗六升，并带头组织变工队，使城壕村做到了“耕一余一”，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并被选为英模大会主席团成员。城壕村被评为模范村。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张振财，与他交谈了变扎工问题。会议颁发给张振财奖金三万元，还有边区工厂生产的毛巾、丝毛巾、袜子、肥皂、火柴、籽种等奖品。城壕村荣获锦旗一面、耕牛一头。这些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对当时全县的生产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政府在表彰先进的同时，注意改造二流子。政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教育他们参加生产，自食其力，改邪归正。一九四三年二流子改造情况见表：

据一九四八年统计，全县一百零三名二流子，改造好的七十四名。悦乐三乡二流子贺富喜一贯不务正业，吸大烟，玩赌，到处游逛，不种庄稼。全家五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数九寒天，母亲和妻子还穿着烂单衣，羊皮当被子盖。他为还赌账把石磨都卖了。乡政府决定由乡长陈兴财和两个党员专门负责帮贺富喜生产。他们耐心劝说并帮助贺富喜订了生产计划，解决了他春耕中的实际困难，使贺富喜很感动，决心改邪归正，下苦务农。他一九四九年春编了四合耱，用两合换盐二十四斤，种秋庄稼二十九亩，开了十三亩荒地，农闲打筐十二个，每担筐换麦子一斗，种上了二十三亩小麦，来年获得了丰收，过上了好光景。

附件一

陇东分区地方财政总结报告（摘要〉

根据生产与供给的转换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一九四二年以前）——为边区统筹统支与分区半自给时期，一九四〇年以前，地方财政无论在收入与支出，没有独立活动的范围，一切财政收入，均归边区，在供给上由边区统一按预决算批发，这时期是保证了必需的供给。

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与民族的解放，必须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才能渡过难关。因此，一九三八年即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来解决抗战经费。但这个号召在当时还未被十分重视，虽然开始了农商业的经营，但还是一个萌芽，在供给上，还仰赖于边区。一九三九年后，顽固派进行反共日烈，边区财政外援断绝，再加上通货膨胀，开支浩繁，使我们的财政相当困难，所以必须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因此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底，分区经费由全部发给，改为分区生产自给一部财厅补助一部。

第二时期（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底）——为分区财政统筹统支，发展生产全部自给时期。

—九四三年高干会后，决定地方财政由分区统筹统支。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财政政策，展开了生产热潮，这年财厅将税收拨归分区，一方面作为发展生产资金，一方面作为地方财政支出。

分区至此时期，由党、政、军组织了财经分会，进行了统筹 统支事宜，一切地方财政如税款、没收款等，统归财经分会支配，而地方粮作为民财建教各项经费之用。

在此时期分区机关都建立了农场……。

在这一年内，各县及机关，除开支经常告竭外，而冬衣仍无法解决，在贸易公司借款2000万元，才供给了冬衣，经费开支借用公盐资金一千多元，和东拉西借，渡过了这一年。

第三时期（一九四五年）——为分区财政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发展生产，实行供给时期。

依据历年来工作的经验，确定了一九四五年的生产方针，仍以农业为主，但在经营上，强调提出多种工业原料（棉花、蓝腚、烟叶、麻、油籽等）及菜蔬，改商业经营方式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分区以机关为单位，县以县为单位进行生产，保障该单位及该县之供给。

附件二

七七〇团碑文

抗战以来，我团即留守后方，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一面保卫边区，一面生产建设。八年来，由于党政军民的帮助和我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得以突破顽敌封锁，渡过抗战难关，为更进一步生产建设，积蓄反攻力量，去年四月即奉命开抵大凤川。

当时大凤川是一荒凉地带，野山僻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群遍行。经两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开地三万四千亩，修筑营房四百余间。为了便利军民运输，今年又费工四百五十日修竣凤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余里及小凤川口木桥一座，并操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割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满仓，菜蔬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

对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我全体同志莫不争先恐后，克己奉公。如开荒中有的半夜燃火挖地，有的抱病上山。如练兵中人人昼夜苦练，反复操作，精神更为热烈。生产之劳动英雄，学习模范与工作模范者全团以数百计。连长邓中华、刘全清，指导员王立友，排长张永海、朱彦林，班长王得金、吴开祥，战士窦喜才、李长荣更是群英中的出色人物。

此二年中我团牺牲有三人：九连杨全成建筑中伤亡，张友成在保卫边疆战斗屮流血牺牲，五连李三明操劳成疾，病殁于医院。我全体同志誓死完成三人遗志，直抵胜利之前程，完成革命事业，谨此碑文以资纪念。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三八五旅七七〇团

团长张才千    政委宋景华副  团长卜万科

参谋长李迎希  主任曹传赞

暨全体指战员敬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立